遣侍卫，由济隆带着去问罪。噶尔丹在佛前设誓悔罪，另外备了奏章与誓书到军前正式乞降。

奏报到京，皇帝准如所请。不过，降旨告诫：噶尔丹狡诈百出，我一撤兵，他一定会背盟，所以仍应戒备。而福全却以军粮将尽，意料噶尔丹已经出边远遁为由，要求撤兵回京。

这一下又大失皇帝的本意，虽准他撤兵，却以“擅率大军内徙”的罪名，等他回京之后，还要议罪。及至福全到京，皇帝不准他进城，留在朝阳门外听勘。上谕申引以前的故事，有好些近交亲贵，曾因“不遵旨行事，皆取口供，今应用其例”。

这时的皇帝实在很为难。自三藩之乱平服，十年来，当初出力的功臣，如今都已爬到极高的位置，只要有一个心里不服，发几句牢骚，都会引起很大的影响。福全虽为皇兄，而此番所犯的过失，却必须在军言军，以军法从事。倘或置而不问，无以服众，就会严重地打击士气。

更有一件为难之事是，如果追究福全的责任，必然要拖出胤禔来。事实上福全所以不敢深入穷追，就为的有胤禔在，怕他乱发命令，擅作威福，万一极塞穷追之地，激出兵变，那就是死不足赎的大罪。所以论起来，胤禔要负的责任，重于福全。而况他的人缘不好，如果听取将领的证言，对胤禔必然不利。然则到了那时候，怎么处置皇长子？

皇帝自然有舐犊之情，但保全儿子，还得令人心服。想来想去，想得一条苦肉计，在御门时，疾言厉色地告诫胤禔：“裕亲王是你的伯父，如果你的口供跟裕亲王有异同，我一定先拿你正法！”

这话的意思谁都听得出来，是不准胤禔在口供中攻击裕亲王福全，抑子尊兄，情意挚厚。福全本想将胤禔在军中的种种过失，尽量抖露，听得皇帝这么说法，感动得痛哭流涕。

“皇上这么卫护我，我还有什么话说？”福全将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不提胤禔一个字。

于是王公大臣会议，奏请削裕亲王的爵，皇帝以击败噶尔丹立功，降旨从轻处分。罢议后，罚俸三年，撤减护卫。

噶尔丹在乌兰布通一役中，倒霉可是倒霉，损兵折将以外，还落得个妻离子散的结果。

当然，这是他自取之咎。噶尔丹之能成为准噶尔汗，是兄终弟及，继承了胞兄僧格的大位。僧格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策妄阿拉布坦，一个叫索诺木拉布坦。策妄阿拉布坦所聘的妻子，与噶尔丹的妻子阿努是姐妹，这就是说，侄媳是小姨，而叔侄做了连襟。噶尔丹就像当年多尔衮纳肃亲王豪格的福晋那样，竟夺侄媳为妾，而且还杀了另一个胞侄索诺木拉布坦。

于是，策妄阿拉布坦领兵两千，趁夜逃走。既有夺妻杀弟之恨，自然要得之而甘心，及见噶尔丹来侵，抓住绝好的机会，当他兵止乌兰布通，在布设“驼城”时，策妄阿拉布坦攻入库伦，掳掠了噶尔丹的子女玉帛牛羊，回到他原来所定居的吐鲁番，于是以婶母而兼大姐的阿努，成了策妄阿拉布坦的新宠。

叔侄的仇怨愈结愈深，恰好给了皇帝一个机会。皇帝英明过人，料定噶尔丹绝不会就此洗心革面，安居在喀尔喀这片广大但寒苦的地区，所以在康熙三十年一面亲自出塞，调解土谢图汗与札萨克图汗的纠纷，并安抚内蒙四十九旗；一面派侍读学士达虎出嘉峪关到吐鲁番，颁赏策妄阿拉布坦。收服了他，即可以侦察到喀尔喀那面的情况，又可以牵制噶尔丹，给他留下一个后顾之忧，使他不敢蠢动。

但噶尔丹急于想打破困境，而手段不高。在康熙三十一年，竟在哈密杀了朝廷第二次派往吐鲁番的专使马迪。同时一再上书，要求将喀尔喀的七旗，遣回故土。皇帝当然不会准许，只是敷衍着。

噶尔丹忍不住了，勾结了第五世达赖喇嘛的一个行政官桑结，在内蒙四十九旗中，策动叛变。皇帝得到内蒙的密报，将计就计，命四十九旗伪意允许噶尔丹，当他内犯时做内应。噶尔丹信以为真，到了康熙三十四年，居然又兴兵了。

于是第二年正月，皇帝第二次下诏亲征。这次没有派大将军，亲率八旗劲旅出独石口，居中路；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东三省兵出东路，阻他的攻势；以归化城将军费扬古、甘肃提督张思克率陕甘两省兵由宁夏出西路，截他的归途。

这时朝廷的武力又非昔比，因为乌兰布通一役，证明大炮确为制胜的利器，所以在四年前便专立一个火器营，拥有好几尊大炮。噶尔丹最畏忌的便是这个营。得到亲征的警报，唯有向罗刹乞援，而俄国刚与中国订立《尼布楚条约》，定界保和，自然不便援助中国要讨伐的叛逆。这一来噶尔丹便只有硬拼了。

三月间出了独石口，由于沙碛松软，无法用大车拉炮，只好留在后方，用马与骆驼载着小型的子母炮随行。四月间，快逼近敌境了。可是东路军未到，西路军由于噶尔丹当地烧荒的彻底，水草不长，大军迂道而行，偏又连朝遇雨，人困马乏，未曾交锋，便已成了强弩之末。

勉强走到土拉河边，距离库伦还有五六百里的途程，费扬古迫不得已，上奏请求暂缓进军。东师未至，西师疲惫，而中路孤军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