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缘边诸砦，抚驭得人，但使峻垒深沟，蓄力养锐，以逸自处，宁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赵也。所谓择卒不如择将，任力不如任人。

张齐贤认为能审慎“择将”，善加“任人”，边界就可安宁。“边鄙宁则辇运减，辇运减则河北之民获休息矣！”此为安边佑民的上策。行此上策，可以招致远方的向往仰慕，他说，“臣闻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事，角强弱之势而已乎？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陛下以德怀远，以惠利民，内治既成，远人之归，可立而待也。”

这番话看起来很有道理，皇帝接纳了。但也有人说：伐辽固然不宜，但幽燕必当恢复。因为第一，燕云十六州本是中国的疆土，岂可让黄帝子孙陷于夷狄？第二，燕蓟不收复，则河北受到严重的威胁，河南自然亦不能高枕而卧。但以辽国方强，恢复幽燕的时机未到而已。

这一层道理，皇帝自然也很了解，所以积极展开联络各国的工作。首先是想与契丹以东的渤海国结盟。渤海国这一族称为靺鞨，就是女真族。国土甚广，辽河以东，直到鸭绿江与高丽接壤地都是。如果它能出兵夹击，契丹腹背受敌，必亡无疑。宋朝皇帝向渤海国提出的条件是，一旦契丹被灭，中国只要收回失地，关外契丹的土地，都归渤海。可是渤海不敢许诺。以后又遣使到高丽，要求发兵，高丽亦不肯应命。

这是太平兴国六年秋天的事。过了一年，辽国内部发生了一件大事：耶律贤死去了。

太平兴国七年九月，辽王耶律贤巡幸到云州焦山地方，得病不起。托孤给一文一武两大臣：韩德让、耶律斜轸。被封为梁王的长子隆绪接位。隆绪小名文殊奴，才十三岁，因而由萧太后专政，恢复国号为“大契丹”。第二年，改元统和。萧太后重用韩德让，军事则以耶律休哥为重寄，担任“南面行军都统”，负防范宋军北上的全责。

再下一年，宋朝也改元了，称为雍熙。雍熙二年，有个屯守边境的将领叫贺怀浦，与他的儿子雄州刺史贺全图，一向喜欢发议论，此时上书皇帝，说契丹主年纪太轻，母后专政，宠信一班佞臣，这是讨伐契丹的一个大好时机。

他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契丹母后专政是不错，但宠信的却不是一班无用的佞臣。萧太后萧燕燕，方在盛年，宫闱寂寞，难免有像武则天的“莲花六郎”那样的宠臣。但效劳床笫并不能效劳疆场，这一点在萧太后是看得很清楚的，绝不会以私害公。

然而皇帝却偏偏听信贺家父子所未说对的那一半，决定来年春天，大举取燕，以曹彬挂帅，衔头是“幽州道行营都部署”。这因为仍旧算皇帝亲征，所以衔头中有“行营”字样。

曹彬左右还有两路人马。一路是米信负责，由河北东面直上出雄州，也就是幽州东北的顺义县，一方面阻断契丹南下，一方面配合曹彬夹攻幽州。

另一路与曹彬在定州也就是河北定县分道，曹彬略微偏东，直扑幽州；定州路都部署田重进则略微偏西，出飞狐口——这一路与第四路的任务不是攻城，但比攻城来得重要，是预备与契丹大战的主力。

第四路由潘美挂帅，衔头是“云、应、朔等州都部署”。云州是大同一带，应州是浑源一带，朔州是马邑一带。这三州在太行山之后，原是石敬瑭割与辽国的十六州中的三州。皇帝决定收复失土，所以命潘美由河东往河北打，与出飞狐口的田重进会合，不仅要挡住契丹援燕之师，而且要求迎头痛击，希望这一场硬仗，就能打得契丹一蹶不振。

四路人马中，潘美这一路最受重视，其中原因之一是，他的副帅就是杨业。

雍熙三年三月，曹彬由河南北上，派出先锋李继隆，取固安，攻新城，直逼涿州。契丹的守将名叫贺斯，已被李继隆阵斩。契丹兵溃而复集，将由东面来接应的米信所部三百人，团团围住。米信手执大刀，步战突围，幸好曹彬亲自带兵赶到，内外合力，在新城东北，大破敌军，随即占领了涿州。

田重进这一路的人马，急行军到了飞狐口以南，遭遇了敌人。契丹的这名主将，名叫大鹏翼，官拜“西南面招讨使”，领兵相拒。田重进自己在东面列阵，命他的部将荆嗣绕道到西面，趁黄昏时分，直扑敌阵。契丹兵的阵地在一处高地上面，向下猛冲，得了地利，宋军吃了一个大亏。相持数日，各不相下，荆嗣想了一条计策，派出两百人沿大路布设旗帜，同时率领部下所有人马，疾趋敌阵，叫骂挑战。

大鹏翼扎兵在山上，遥遥望见大路上旗帜连绵，以为宋军后路的重兵，已经到达，估量不敌，准备退去。田重进就趁他这气馁的片刻，挥兵猛攻。契丹大溃而逃，大鹏翼为宋军生擒，于是飞狐口和灵邱的契丹守卒，望风而降。荆嗣打了个极漂亮的胜仗。

于是田重进乘胜转战到飞狐口以北，颇有斩获。而第四路的潘美亦打得很好，由勾注山的西陉进入，越过雁门关，破敌寰州，进围朔州。这两地的契丹守将，都举城投降。接着连克应州、云州，截断了契丹的进援之路。

不幸的是，曹彬打了一个损失惨重的大败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