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样是去交流，而是使人屈服：全部语言结构是一种普遍化的支配力量。

巴特哲学性的关切在于将语言视作一种权力的主体及实践，他视“语言”“无外”的一种“权势/奴役”的有机运作。这一运作中必然出现的两个范畴是：判断的权威性以及重复的群体性。质言之：语言之所以可以达成沟通，是由于“沟通”的双方已然先验地臣服于“语言”与“意义”之契约关系，且此一关系更透过一组又一组可以转相注释之符号合群地彼此支持（重复）而益形巩固。

对“无视于”巴特的高阳来说，他一部又一部以“谈”（巴特所谓的“说话”或乃至于“发出话语”——在小说中也就是“对话”和“叙述”）为核心的小说其实另有其和“权力”的依违辨证关系——千百个犹如前述所谓“孙悟空的毫毛”一般被高阳用来“发言”的小说人物正是透过历史论述所显现的正典化（canonization）力量向“正史”之“语言”去侵夺权势之筹箸。

高阳自非征逐世俗权势之徒，那么，为什么笔者要强调他的小说中“谈”的“权势底蕴”呢？下面这两段文字是高阳晚年所写的两篇文字的片段，先抄录出来，再综论之：

但使行有余力，我将从考据唐宋以来诗的本事，研究运典的技巧，来说明诗史的明暗两面。但愿有一天，我有足够的学养在中文系中开这样一门课。（《“诗史”的明暗两面》。按：此文收录于《高阳杂文》。）

所谓“茶宴”，以茶为主，以松仁、梅花、佛手为“三清”，沃雪烹茶，称为“三清茶”，佐以内府果饵，即是现代的茶会。宴中照例联句，或者御制诗一两章，命群臣赓贺。……重华宫茶宴以才学入选，亲藩王公虽位尊而不得与，此为高宗出身微贱，但却看不起不读书的贵人的一种表示，涵义甚深。读龚定庵诗：“乾嘉朝士不相识，无故飞扬入梦多。”不觉悠然神往。（《重华宫的新年》。按：此文亦收录于《高阳杂文》，推究文义，当是为报刊所写应年景之作。）

1987年3月15日，高阳在友人为他举行的六十五岁寿筵上展示抒怀七律一首，诗卷上有闲章一枚，曰：“自封野翰林”。消息于报端披露，众人皆以此为酒余趣谈，殊不知此五字之中又隐含了多少“不遇”的牢骚。

而“自封野翰林”的豪语若有“明暗两面”，则明的一面已充分显示高阳未能受封为“今之翰林”的感慨。在高阳的朋辈之间，不乏常听他提及“应某校某教授之请，至某系某研究所演讲”，颇有授业上庠之概。所谓“但愿有一天，我有足够的学养在中文系开这样一门课”不只是祈许之词，亦深含反讥之意。这与高阳过世前数年时时愤言“恨当今学术界无人堪当大任”之语映对，总成一叹。

至于暗的一面，我们不要忘记：前引龚定庵诗中的嘲诮，还有龚定庵其人的遭遇、性情与怀抱。龚氏由于书法不佳而不能厕身于一二甲进士之林，深为憾怅，于是勒令家中姬妾人人勤习书法，务使墨迹娟秀严整，待“士君子”之宾客来访时，常差遣这些侍妾奴婢以笔墨书字以窘之，如此调侃居心，与高阳让故事中的边配角色显扬腹笥，其实颇称异曲同工。我就亲闻一位历史系的名教授在一场酒宴上当着高阳的面开玩笑说：“我三十年寒窗所学，还不如你笔下一个丫鬟。”这也是高阳托言赞赏清高宗“看不起不读书的贵人”的自尊与自伤。

高阳自从《李娃》（1966年）、《风尘三侠》（1966年）、《荆轲》（1968年）之后，逐渐脱离了大量杂以纯就动作性情节或情感式描述为取向的“小说家本位”，从《大将曹彬》（1969年）起，他滂沛的“野翰林”自信自许促使（或加速说明）他解悟了历史小说写作者经由典故知识的累积力量取得正典（权势之另一层次）地位的能力。于是，他的小说人物（许多于“正史”亦班班可考）在大量广角方法的简赅综述之下各自分担了“次叙述者”的有力发言权，他们对话，并且在对话中制造更多的对话，“谈”之又“谈”，营造了另一种历史。这不正是小说“街谈巷议”的本质吗？无论“士君子”称许与否。

谈之又谈，众妙之门，这里面还有玄机。

基于对某一种巨大又神秘的力量之好奇，高阳总会不时地想要验证：有一种驱使人生、时局和世运的巨力，不断地催迫着世界前行，无人可以抗拒，也无人得以逃脱。但是就像着迷于星象之学的人，高阳往往也出于喜好惊奇、憬慕造化的心情，对于历史的发展，高阳还有一种探索并验证其神秘巧合的悬念。他执意要以抽丝剥茧的寻绎穷究去洞察历史推移的过程，之所以如此，简单地说，也还就是为了追踪自己那“一肚皮不合时宜”的牢骚有何来历以及如何确当。

另一方面，高阳又不甘于历史书写拘牵于正统史官“立足本朝”的诠释樊笼，并因之而放逐了大量“不合时宜”却可能“信而有征”的掌故材料，于是便借着小说而大事“重塑历史”。

当然，这两方面是动辄会出现矛盾的——一个浅而易见的质疑是：既然世事皆有其来历（掌故），而这来历又提供了世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