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太老实，服从“草地禁止践踏”的标牌太谨饬，常让自己上了当而给长辈的同伴笑话。不过笑话是有传染性的，不久他也就变成幽默先生了。

此种幽默先生的滑稽性质结果削弱了中国人办事的严肃态度，上自最重大的政治改革运动，下至微末的葬狗典礼。中国人的丧葬仪式，其滑稽足以傲视全球。中国人上中阶级所用的送葬仪式就富于滑稽材料，你可以看见其中有街头流浪顽童排成行列，而目污秽，而穿着绣花的彩袍，其间再杂以新式乐队，大奏其”onwardchristianldiers”如此情形，常被欧美人引为口实，证明中国人的缺乏幽默。其实中国人的送葬仪式正是中国幽默的十足表现，因为只有欧洲人才把送葬仪式看得太郑重，太想使它庄严化。庄严的葬仪是中国人所难以想象的。欧洲人的错误是这个样儿：他们把自己先人为主的意识，演绎的断定葬仪应该是庄严的。葬仪宛如嫁娶，应该热闹，应该阔绰，可是怎样也没有理由说它必须庄严。庄严其实只配备于其夸张的服装里，其余的都是形式，而形式是趣剧。直到如今，著者犹不能办别送葬和婚娶的仪式二者之间有何区分，如非最后看见了棺材或者是花轿。

中国的幽默，观乎高度滑稽的送葬仪式的表现，是存在于外表的形式，与现实的内容无失。一个人倘能赏识中国葬仪的幽默，大概已能读读或好好的翻译中国政治方案了。政治方案和政府宣言是存乎形式的，它们大概系由专门的职员来起草，专司起草职员系鸿丽辞藻，堂皇语法的专业者，恰如贯器店之专备婚丧仪式，灯彩行头以出租为业者，故有见识之中国人士便不当它一回事。倘苦外国新闻记者先把送葬彩服印象放在心上，则他大概不致再误解中国的一切方案宣言，而慢慢的放弃把中国当作不可理解的特异民族的念头了。

诸如此类之趣剧性的人生观，和分办形式与内容的公式，可以用千千万万不同的方法来表明。数年前，国民政府根据中央党部之建议，有一条命令禁止政府各部会都在上海租界区内设立办事处，倘真欲实行这条命令，于各部长殊感不便，他们在上海置有公馆，又得敲碎许多人的饭碗。南京各部长既不公然反抗中央之命令，亦不呈请重行考虑，或老老实实申述其不便和不可实行之理由。没有一位专业的师爷，其智力技巧足以草拟此类呈文而适合于优良之形式。因为中国官吏定欲住居租界区域的这种欲望，即是不爱国。

不意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想出一个巧妙别致的方法，就把驻沪办事处的招牌，换了一块，叫做“贸易管理局”每块招牌的花费只消二十大元，结果使得没有人敲破饭碗，也没有人失面子。这个顽意儿不但欢喜了各部长，抑且欢喜了颁发这条命令的南京中枢当局。我们的南京各部长是大幽默家；梁山伯好汉之流亦然，军阀亦然，中国内战之幽默处，前面早已交代明白。

与此恰恰相对照，我们可以把教会学校做例子，来指出西洋人之缺乏幽默。教会学校几年前碰到了一大尴尬，原来那时接到地方当局的命令，要他们办理登记立案手续，外加要取消圣经课程，还要在大礼堂中央悬挂中山遗像，每逢星期一则照例举行纪念周。中国当局殊不解教会学校何以不能遵守这些简单的条款，而教会学校方面亦殊想不出接受之道，于是乎双方陷入僵局。有几个教会团体曾有停办学校之意。某一个时机，什么事情都可以顺利解决了，只有一位头脑固执的西籍校长真是顽梗而诚实，他拒绝从他的学校章程上取消任何一句字句：那章程盖明定以推行教义为主要目的者，西籍校长意下颇欲直率地公开表明宗教课程确为办理学校之重要使命，故迄至今日，某一所教会学校一直未尝登记。这事情真不好办。其实教会学校只要模仿南京各部长的智慧来遵守一切官厅训令：悬挂一张中山遗像，其余的一切便可算作按照中国式而进行的了。不过恕我无礼，这样办理的学校，将为天晓得学校。

中国人的趣剧的人生观便是如此这般。中国日常语言里头便充满了把人生当作戏剧的譬喻。如官吏的就职卸任，中国人称之为“上台”“下台”；而人有挟其夸张之计划以来者，谓之“唱高调”我们实实在在把人生看作戏剧。而此等戏剧表现之配我们的胃口者常为喜剧此喜剧。或为新宪法草案，或为民权法，或为禁烟局，或为编遣会议。我们常能愉悦而享受之，但我希望我国人民有一天总得稍为严肃一些才好。幽默，驾乎各物之上，正在毁灭中华民族，中国人所发的欣悦的狂笑，未免太过分了。因为这又是俏皮的大笑，只消跟它的气息一触，每朵热情而拟想的花，无不立遭枯萎而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