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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人口的台北，有四十多路公共汽车，其中最有名的该数零南路了。跑这一路的车子，司机、售票员在乘客眼中都是比较好的。公车处凡有什么新花样，像装扩音器到站报名、礼貌运动、特选南部优秀售票员参加服务，都要先拿到零南路上来表演一番。这可能是由于零南路的所经路线，都是台北市有名的马路。“介寿馆”“行政院”“立法院”“监察院”，还有“司法部”“财政部”“内政部”这些大衙门都在这条路线上，或许因为观瞻所系，或许因为“国会议员”和高级官员兴之所至，也常有搭零南路车的机会，所以公车处不敢怠慢。

如果要再找一个理由，那一定是为了尊重台湾大学的缘故。零南路公车等于台大的校车，几千学生上学、放学，到西门町看电影顺便谈恋爱，一车来，一车去，干干净净，文文雅雅。他们不像小学生那样鬼吵鬼闹，也不像中学生那样晃荡着大书包横冲直撞，有时还尽找售票员的麻烦。他们是公车处的好主顾。

新学年开始不久，十月初的天气，依然骄阳似火。下午四点钟正热的时候，街上行人稀少，零南路台大站上，也只有疏疏落落五六个乘客，章敬康排在最后。

从公馆方向来的车子到了站，车上乘客并不算多，但因天热，每一个人坐下来以后，都扩张了自己的空间，所以等章敬康上车，只剩下了靠门的一个座位，被他毫不迟疑地占据了。

坐下来一转脸，他才看到他后面还有一位乘客，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她扶着车门旁边铝质的柱子，很悠闲地哼着一支舞曲。声音极轻，可是他跟她的距离到底是太近了，仍能听得相当清楚。对于热门音乐，他不算门外汉，一下就听出来那是最近正流行的，白潘（即帕特·布恩，美国歌唱家——编者注）的一支新歌。

在极短的时间以后，他忽然惊觉，满车的人都有座位，独让一个女孩子这样站着，是一个令人很看不下去的场面。这样想着，他已站了起来，让开一步，左手握着原本的凯恩斯的《经济问题》，右手挂在吊杆上，眼睛斜过去向她看了一下，好像在问：“为什么不坐下来？”

她抛过来一朵甜笑，一直等坐下来还仰视着他，明亮的眼中涌现着欣赏和感谢。

他倒被她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同时他也觉得这是一件太小太小的事，不值得她付出那样多的感谢，因此觉得有些不安，便把眼睛转向窗外，装作无所谓的样子。

可是他心里实在放不下，他无法不去看她，于是拿手帕擦擦汗，翻一翻书，想出许多小动作，目的只是便于扭过头去偷觑她一眼。

而每看一次，他都得到极大的满足。那是快感还是美感，他弄不清楚，或许快感是由美感所生，他也无法去细辨，只是每一次视线离开她以后，立即又想再看她一眼。

“南海路！”售票员在喊。

他身子动了一下，眼睛望着车门，正有几个乘客上车。这给了他一个考虑的机会，他原来是准备到中央图书馆去的，南海路正是他该下车的地方，但现在他似乎有些恋恋不舍了。

乘客已经上了车，售票员却未关门，并且注视着他。他知道她已经发现他准备下车，特地在等他，这便不容他再做任何考虑，慌慌忙忙地下了车。

铃声一响，汽车很快地远去了。他才发现自己觉得非常不对劲，好像失落了一样心爱的东西，而又记不起是如何失落的。

这份怅惘空虚的心情，一直带到中央图书馆。他对于他自己所做的一切，是怎样去到了目的地，借了些什么书，都不甚了了，眼睛倒是一直停在书上，也一直在往下读，然而一个字也没有读到脑子里去。这样直到天黑，他才如梦初醒，看一看自己借来的那本《数学经济》，翻在第四页上，而印象中记得已读到第二十七页，是什么时候翻回来重读的呢？想想，连自己都觉好笑了。

抬头一看，壁上的电钟指着七点十分，他有些着急，回家的时间太迟了。

这使他暂时抛开了一切的胡思乱想，加紧脚步，赶回家去。

果然迟了，饭菜已经摆在桌上。他的父亲坐在堂屋里的藤椅上，也不看报，也不喝茶，抱膝凝望，似乎很无聊地在等他。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章老先生用带着爱怜的口吻责备他。

“我在中央图书馆看书。”

“看书也该记得时间啊！天黑了，你都不知道？”

“爸爸，你不该说他。”章敬康的大嫂陶清芬正从房里出来，笑着帮他说话，“老二看书看得废寝忘食，你老人家不夸奖他几句反埋怨他，连我都不服气。”

章老先生沉默着。章敬康脸上却有些发烧，他是个很诚实的人，本无意说假话，但这时自然也不便说穿，是为了一个萍水相逢的女孩子而神魂颠倒，只好默不作声。

“吃饭吧，菜都快冷了。”陶清芬说。

“大哥呢？”这时他才发现他哥哥章敬业不在家。

“有应酬，不回家了。”

于是大家一起坐下来吃饭。陶清芬一面照料她五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