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司令”板着脸一语不发，另外有两个不相识的彪形大汉，一个守住门口，一个站在“司令”身边，左手叉腰，衣襟被掀了起来，裤腰上插着一把手枪。从他的脸型来看，显然是一个日本人。

一看这情形，陈振声完全明白了。但是，他非常镇静。

“陈先生，你好好跟他们去！”

陈振声点点头。“让我去换件衣服。”他说。

“不必了。”

那两人左右挟持着他，上了预先停在门口的汽车，往虹口一带疾驰而去。

在车中，陈振声一言不发。他知道这时候最需要的是冷静。他平日的工作，做得非常“干净”，在他卧室里是搜不出什么来的，唯一的麻烦，是随身携带的那个笔记本，刚才他要求回卧室去换衣服，用意即在想办法弄走那个笔记本。现在仍旧得想办法，一定得想办法……

“对不起，有火柴吗？”说着，他伸手到口袋中去，表示他是在掏烟盒，事实上他想把笔记本夹带出来，再找一个空隙藏到什么地方去。

但等右手一摸到左襟的夹袋，他禁不住大吃一惊，片刻不离身而且永远放在那个口袋里的笔记本，此刻竟不在身上！

会到哪里去了呢？仔细想了一下，今天一早还检视过，下午天气太热，曾把上衣脱下来挂在衣架上，但自己始终没有离开办事的屋子，似乎不可能有人会来偷他的东西。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到底是怎么掉了，现在没有工夫去研究，要研究的是，可能落在什么人手里。

这不外乎两个结果，一是有人蓄意来偷他的笔记本，那么，今晚上被捕，就是必然之事；一是无意中失落，恰如塞翁失马，消除了唯一的“罪证”，出现在面前的将是一条生路。

于是，他将原来准备从容就义的想法改变了，除非他们拿得出证据来，他将不会承认什么！

果然，他们拿不出证据，陈振声的信心一天比一天增加，咬着牙关忍受笞挞及疲劳讯问。大约半个月以后，非常出人意料地，竟被允许接见来探问他的人。这个人，是丹珍。

“你好吗？”丹珍眼圈红红的，可是嘴角上挂着比哭还要令人难受的笑容。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他说。

丹珍对监视着的人看了一眼，微微摇头，似乎有不便回答的神气。

他知道她有许多想问而不便问的话，譬如挨打了没有？挨饿了没有？到底你是不是“重庆来的”等等。于是，深深地投射以感激的一瞥，表示了解和安慰。

“我们知道你是冤枉的，正在替你解释。你放心，不会有多大问题的。”

他点点头，仍旧不能说什么，但是心里却另有一种酸楚，不是可怜自己，而是可怜丹珍。

彼此这样凝视着，加上监视的人的冷眼，陈振声感到空气似乎僵化了，必须得找些话来说，才可以把时间延续下去。

“维拉该生了吧？”他忽然想出这样一句话。

“生了，生了三只小狗。”维拉是丹珍心爱的一条北京狗。

“将来送我一只来喂。”

“你不早说，让人要了两只去，现在只好把我自己留下的那一只给你。”

“那何必——”陈振声忽然没有意绪再说下去。生死莫卜之际，居然那样认真地来讨论一只小狗的问题，不是太可笑了吗？

“喂，喂，时间到了，你该走了！”监视的人吆喝着说。

丹珍留下了她带来的食物，带走了怅惘不舍的神色。而陈振声却有了许多事可想，在漫漫长夜之中，似乎更感到时间的残酷。

然而，他真没有想到，他会很快地恢复自由——有限度的，他为丹珍的父亲所保释，并且限制了居住的地区。说得更准确一点，是住在丹珍家里。过去的关系当然是被隔绝了，一方面他知道他被监视着，不许再跟任何他们所怀疑的人接触；另一方面他觉得有不为丹珍父女找麻烦的义务，因此死心塌地守在丹珍家里。不久，他们结婚了。

婚后，他又比较自由了一些。但是经过那一番波折，原来在一起工作的同志已经风流云散，只有吴沛炎是他能够找到的。据吴沛炎说，在他被捕的同时，有他一个系统上的两位同志也出了事，至今下落不明。此外还有一个杨毅失踪，但是可以确定，绝非被捕，那么他的失踪就很值得让人怀疑了。可能这一次的案子，就是杨毅捣的鬼。

然而，十六年后的杨毅，亲口否认了！杨毅所说的经过也许牵强离奇，只是谈到“关系”的话，他不能不在内心做冷静的检讨。那两位跟他同时被捕，最初下落不明，胜利以后才证实了已经殉难的同志，是他的“关系”，在那笔记本上，就记载着他们的电话号码。因此，在事实真相无法彻底明了以前，他不能说他毫无责任。

失落了那笔记本，一直是他内心的隐痛，因为那是工作上不可原谅的过失。而以现在的情况看来，失落笔记本又似乎不尽是一种过失，竟是破坏组织、葬送同志的罪恶了！

他的远祖是明末的遗民，他的父亲是创造民国的革命先烈，